金锦萍：疫情应对中，民间救援当为国际救援主要方式

一、中国民间力量在全球疫情中紧急驰援

病毒不分国界，援助跨越国界。自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病例数急剧上升，新冠肺炎俨然已经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激活并扩大应急机制；与公民就病毒的风险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进行交流，因为这是每个人的职责；筛查、隔离、检测和治疗每个病例并跟踪每个密切接触者；准备好医院；保护和培训医务工作者。”并号召全球“让我们互相帮助，因为我们彼此需要”。

我国积极响应各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援助请求，向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派遣人员并调集应急物资进行国际驰援。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和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对外援助包括但是不限于：

2月29日，由上海专家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一行5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被伊朗媒体誉为“最美逆行者”。同日，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峥爱基金向伊朗捐赠的第一批22台制氧机抵达德黑兰。

3月3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日本的100万只口罩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3月6日，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提供的一套荧光PCR仪（运行试剂盒的诊断设备）、28台制氧机、500台血氧饱和仪也抵达德黑兰。该基金会已于近日正式启动援助伊朗特别行动，计划向公众筹集资金800多万元，全部用于意大利急需的医疗物资捐赠。

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志愿专家团队一行7人，携带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和设备、中成药等人道救援物资，从广州飞赴伊拉克巴格达。

3月9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疗队紧急驰援巴基斯坦。

3月12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建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9人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并带来部分中方捐助的医疗物资；

3月16日，塞尔维亚政府宣布，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协调配合下，由中国深圳猛犸公益基金会捐赠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抵达欧洲，于当地时间15日晚运抵贝尔格莱德。

3月17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援助意大利价值100万元的应急医疗物资起运，将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转交意大利红十字会。

……

在此次全球疫情应对中，中国慈善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开始积极呈现。除了我国政府及其部门和红十字会之外，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中国深圳猛犸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中国民间力量也以其迅速回应能力和行动力获得受援国家和民众的赞誉和好评。

二、国际救援是公益慈善事业的有机构成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抗击灾难的编年史。人类的苦难超越国界，因此人道主义救援和慈善爱心也无国界之分。现代社会，风险高企，全球化进程、科技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早就将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诚如科菲•安南于2001年获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致辞中说道的那样：“今天真正的边界并非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有权者和无权者、自由者与被奴役者、尊贵者与卑微者之间。今天，没有一堵墙能将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和另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危机完全隔开。”

今天，无人不知晓世界上这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无人不认识到这种差别给穷人和被剥夺财产者带来的苦楚，而他们和我们本应同样享有尊严、基本自由、安全、食物和教育。然而，这种苦痛不是完全由他们来承受的。最终，这种苦痛将由我们所有人——北方和南方、富人和穷人、所有种族和宗教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承受。今天真正的边界并非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有权者与无权者、自由者与被奴役者、尊贵者和卑微者之间。 今天，没有一堵墙能将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和另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危机完全隔开。科学家告诉我们，自然界是如此之小和相互依存如此之紧，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扇动它的翅膀，就能在地球的另一面引起一场猛烈的风暴。这个原理就是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 今天，我们也许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活动的世界，无论是好是坏，也都有自己的“蝴蝶效应”。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致辞 （摘录）

一些卓有远见的基金会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确定其宗旨时就以天下为怀。例如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公平”，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类福祉”，其后修改为：“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福特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向政府、非政府机构和一些个人提供资助，用于进行研究、培训班、能力建设、实验和开发性项目，以致力于和平和改善人类福利，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 ；卡耐基基金会致力于“增进和传播知识，促进国家之间的了解”；而麦克阿瑟基金会投身于“谋求发展健康的个人和有效率的社区，各国和国际的和平，对生育作负责人的选择，实现足以支持健康的人类社会的全球环境”。

一个慈善组织的国际化战略取决于其宗旨、发展战略、能力和视野。国外基金会如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众多慈善公益项目。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在我国也开展了大量公益慈善项目，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同行，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慈善组织的援助重点一直在国内，少有机会参与国际慈善活动。诚然，早些时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尚需要集中力量解决本国民众的温饱问题，其间也接受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偿资助（包括官方和民间）。因此本国的慈善组织也着重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并无余力开展国际项目。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企业和创业者更快更深地介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国内慈善组织也逐步启动对外资助。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2008年缅甸水灾、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核辐射灾难以及2015年尼迫尔地震发生时，我国的民间力量均参与了人道主义救援，积极开展国际资助项目。但是整体而言，我国慈善组织走出去的整体能力不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道主义组织和慈善组织，例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灵山慈善基金会、公羊会等跻身这一行列，这与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不太相称，也不利于塑造我国有责任的大国形象。

可以说，面对慈善国际化的国际趋势，国内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尝试着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资助或者援助。但是由于国情限制、舆论氛围、自身能力和经验不足等因素，国内基金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尚待时日。

但是这一次，有更多的慈善组织参与进来。这些慈善组织走出国门的尝试，也将带动国内其他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慈善活动，对中国慈善组织国际化的进展也是有力的推动，同时为中国慈善组织走出国门积累经验，培养和储备人才。

三、国际援助中慈善组织角色不可或缺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国际援助中，各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的对外援助，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共赢，同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例如针对非洲的贫困落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秉承“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不强加于人，不抱恩赐和施舍思想，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等对外援助的原则，力尽所能地援助非洲各国，获得了受援国家和民众的欢迎和肯定。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政府的官方援助总是难以避免被烙上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中国政府对于非洲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依然被解读为出于各种政治目的的“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资源”等内容。

正是由于政府及其部门在国际援助中的局限性，凸显慈善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救援的特殊价值：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更为纯粹，影响力更为持久。古语曰：“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民间慈善参与国际援助乃民间出于自愿的友好行为“无心为善”，彰显共同承担苦难的感同身受，不求回报与赞誉，可以缓冲和“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国民众接受，也能有力回击各种无理指责。

慈善组织的民间援助有助于国际间的民间交往。与公共外交不同的是，民间交往是指由不具备国家外交正式身份或者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利益而主动进行的对外交往或者交涉活动。民间交往的内容相当广泛，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特征。民间交往不仅涵盖艺术、民俗、文化和旅游等，亦可以涉足国际环境的保护、人道主义救助、资源开发利用、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权保护等等诸多领域。民间力量参与国际救援是民间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有助于促进各国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共同进步；同时具有桥梁作用，是建立政府外交的媒介和先导，能够弥补政府外交工作中的“政府失灵”的需要，是巩固政府外交关系的重要补充性力量。

慈善组织的民间援助有助于提高国家软实力。根据“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说法， “国家软实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愿望。”国家软实力源于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通过民间对外援助能够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展示，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吸引力。首先，我国慈善组织的民间救援传递浓厚的中国文化渊源，以“和合”文化、“重义轻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精髓为内核，强调受援助国的实际需要，促进各国民众间的和睦共处和合作互利。其次，我国慈善组织的国际救援项目的实施过程也是文化外交的过程。以无偿、无附加条件的救援方式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和吸引力的展示，同时也能展现对于对方文化的认同，引起情感和精神共鸣。例如在这次国际救援中，民间力量在捐赠应急物资时所附的各种彰显文化力量的诗歌、口号和标语，深入人心，将各种障碍消除于无形之中。小米集团向意大利捐赠医疗物资时的留言道；“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个花园的花朵”（出自古罗马时代哲学家塞内加）。阿拉善生态协会则如此留言： “幸福的时候需要忠诚的友谊，患难的时刻尤其需要。”再次，民间救援是有利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互利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理解和了解，也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一言以概之，在国际援助中，民间慈善比政府援助更容易获得接纳和肯定，也更能促进深层次的交往交流和更为持久的文化认同。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慈善组织组织和企业家携手驰援，彰显了中国民间力量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增进中外友谊、促进民间交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结论：慈善组织国际援助的障碍与跨越

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目前在国际援助方面，尚缺乏理念引导和有效的秩序提供，前者是由于相关理论研究未能深入，后者则凸显在对外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方面尚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路径。同时，在公众的认知与社会倡导方面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公众理解公益慈善更为宽广的涵义，理解现代公益的内涵和精髓，赢得舆论和公众肯定，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再者，慈善组织国际援助方面，除了需要跨越语言障碍之外，还需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通晓所在地文化及其禁忌、法律与公共政策、公益伦理与专业知识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育绝非短时期内能够速成，尚需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体系，营造多元化人才养成氛围。

疫情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个人能够置身事外，在各国政府根据各自国情出台应对措施之时，中国慈善组织已经投身国际援助。无论怎样，在国际援助这条路上，中国慈善组织已经悄然启程，以有别于政府援助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疫情应对之中，尽管与成熟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相比，不免显得稚嫩而弱小，但是既然种子已经发芽，就有了期待和希望。

记得很小时候，在我妈妈造纸厂的废纸回收车间里，我在废纸堆中找到一本残缺不堪的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蚂蚁为了在洪灾中生存，会以非常坚固的构造抱成一团，在汹涌的洪水中寻找出路，或许当它们抵达安全的彼岸时，外围的蚂蚁早被冲刷得不知去处，但是因此幸存下来的蚂蚁会继续生生不息。当时很感慨大自然物种为了生存繁衍而具备如此能力。但是如今发现人类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