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应更加重视社会救助

 慈善公益报(本报记者 钟伟)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推进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宫蒲光在会上指出，2020年脱贫攻坚战将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之后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代”。虽然我们将告别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社会救助的作用将更显突出。

低保覆盖率保持在5%  比较符合中国实际

宫蒲光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重视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以城乡低保为代表的社会救助则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有不少地方将脱贫与最低生活保障混淆不清，在脱贫过程中盲目脱保，使低保政策覆盖率逐年缩小，由2013年的5%以上降到目前的3%。按照这一趋势，到2020年后低保政策覆盖面将不超过2%，这显然不是我国设立低保制度的初衷。宫蒲光认为，把低保覆盖率保持在5%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

他指出，在“后扶贫时代”，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相对贫困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重要制度安排，不仅要长期坚持，还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科学确定兜底保障的人口覆盖面和救助水平。

社会救助保障  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宫蒲光指出，我国社会救助支出占GDP比重不到1%，不仅与西方国家相距甚远，甚至还低于越南、蒙古等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社会救助目前的覆盖面是3%左右，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新西兰受助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为25%，澳大利亚为17%，英国为15.9%，美国为10%，加拿大为9.9%。从保障水平来看，我国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分别为6872元和4131元，而同期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仅为每人每月579.7元，仅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0%左右。而在欧洲，最低生活标准与最低工资挂钩，大约相当于最低工资的43%到60%，美国的保障平均相当于平均工资的20%，日本和意大利则相当于平均工资的6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35%左右，远高于我国的10%左右。就我国城乡低保标准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分别为18%和30%左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社会救助上，我们要始终坚持“尽为而为、量力而行、适度保障”的原则，但目前我国社会救助保障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远没到“养懒汉”的程度。宫蒲光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整合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社会救助资金支出责任。同时，要通过立法明确中央和各级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分级责任和经费保障法定增长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