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春芽：筹款够用就可以 不能把募捐作为目的
通过做慈善，对人的理解更深刻
《中国慈善家》：成立五彩基金时，您都想了些什么?
周春芽：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成立了五彩基金，帮助那些因地震致残的孩子学画画。5.12顷刻之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所受的心灵创伤大于肉体创伤。我们教他们学画，就是希望他们首先在心灵上有所安慰。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很多问题，肢体残疾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有理想、有愿望、有想法，你的心灵就是强大而健全的，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生活在这个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我们艺术家能有今天，其实是要感谢改革开放的。艺术家不要把个人的能力和财富看得太重，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给你发展的土壤，你再聪明、再有天赋也没用。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给人们带来的道德、精神上的一些困惑，以及贫富悬殊所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我们要去解决它们而不是仅仅去埋怨，要看这个社会的发展总的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在发展中，你意识到问题，就要解决它。而且艺术家要站在艺术的角度，去想怎样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至少得想办法为人们的思考带来一些触动和启发。
《中国慈善家》：做公益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尤其是艺术创作方面?您的作品一直关注人性，那些经历过生死的孩子，是否带给您新的艺术思考?
周春芽：经历地震，帮助了这些小孩，可能更加觉得自然灾害对人、对大自然都是个摧毁;但反过来，也会发现人性中温暖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感情可能会影响你的艺术理解。我不会直接在题材上有比如抗震救灾这种表现，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做慈善，耽误了我一部分画画的时间，但是并不耽误我思考人生和艺术。通过做慈善，对人的理解会更加深刻、更加细致。人生有很多苦难，防不胜防。灾难恰巧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对那些受灾的人遭遇的痛苦感同身受，我对人性就此有了更丰富的了解。我花了一段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人生的另外一些东西——艺术就是这样的，生与死、悲与欢是我们经历的两个极端，也是人性的两个极端，只有经历了这种极端之后，你或许才有权利说，“我可以为人性而表达”，也许这是做慈善所带来的艺术灵感。
《中国慈善家》：今年是五彩基金创立的第10年，10年应该算是一个阶段了，关于它的未来，您有什么新目标吗?
周春芽：从五彩基金创立之初，我都是一直在控制规模的。我们不想做得太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两千个、两万个残疾儿童都可以找到。筹款这方面的力度我们可以再加大，但我希望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真正保证它的质量，把事情做仔细，长久做下去。
我们基金从老师授课到举办艺术展览，再到学生的创作成果，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培养艺术能力这件事，急不得也快不得。因为残障学生身体方面的特殊原因，老师们除了在教学点集中上课外，还会上门授课，不少地方都有老师要定向到一个村子教一个学生的情况。如果规模太大了，师资就是个大问题，可能100、1000个老师都不够。目前我们只有艺术技能授课这一部分，其他像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另外的(机构)在做。曾经有人建议我办一所残疾人艺术大学，我马上否决了，就是出于这种理性的考虑，我们的实力和精力都还达不到，不应该盲目求大。我做的这个部分只是小的部分，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影响带动大家。
筹款方面，我的观点是够用就可以了，不能把募捐作为一个目的。你可以发动100个艺术家，每人捐一幅画，再发动100个收藏家来买。但突然一下子拿那么多钱，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否能够合理利用更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大的责任。而且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艺术，用全部精力来做慈善。首先我得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慈善力所能及地做，如果我能够保持我在艺术上的影响力，也可以给慈善方面带来好的影响。
2012年1月17日，五彩基金&FCC慈善拍卖晚宴现场
人性的美好，是慈善与艺术的共同归宿
《中国慈善家》：您被认为是对色彩运用得最好的当代艺术家，也有评论说“温和与暴力”是您作品的特色。从藏族题材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肖像与人体作品，再到后来的“绿狗”“桃花”“豫园”系列，您认为自己作品中共同的精神线索是什么?
周春芽：共同的精神线索，就是我所有的题材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不是个画狗的艺术家，我画“绿狗”是因为它是我自己养的，它和我的生活以及情感发生了联系。至于为什么画成绿色的，其实有一个精神的东西，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是在这只狗身上我想寄托的情感表达。“桃花系列”也一样，也是跟我生活有关系的。我也不是个画花的艺术家，为什么画桃花，而不是被荷花所打动?其实“桃花”完全可以解读为情欲的表达，就是我当时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和理解。
《中国慈善家》：相较于同时代的一些当代艺术家，您作品中直接表达社会批判和变迁的东西比较少，原因是什么?
周春芽：我关心的是终极的东西。不是不关心社会的变动，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有他独特的责任，不可能每个艺术家都一样，都一个类型。有些可能就直接用他的艺术语言，去批判社会的一些弊病;我可能关心的就是你批判完了以后，人应该怎么办?人性中最珍贵的是什么?爱对人意味着什么?战争年代人都有爱情，这个是人的本性，对不对?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包括做慈善也是如此。社会中苦难的东西，其实已经很多了，我希望我的艺术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一些慰藉，让大家忘掉一些痛苦。我常想，一个艺术家会有多大的作用?不可能像一个将军一样指挥千军万马，能起到一些心灵抚慰的作用已经不错了。与批判所对应的必然是重建。你要去批判一个东西的背后，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我只想把目的提前表达出来，比如世外桃源，有这个东西在，必然能唤起反思。有美好幸福的参照在，我们为什么要战争而不要和平?
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很懂得平衡的，很中庸的人，这也是表象。我怕把矛盾激化之后大家难受，我不希望别人难受也不希望自己难受，尽量做一些让别人高兴的事情。我的艺术就是希望大家忘记这些痛苦，所以我画桃花，看到如此明艳的色彩，你心里很高兴很舒服就忘记郁闷了。我希望大家不要战争，多去爱。比如说我现在关注灾难、关注一些肢体残缺的孩子，但我不会画这些，我会画没有灾难的风景，是灾难以后我们向往的风景。
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是不温和的，是一个很有原则和强烈意志倾向的人。我的工作室里有很多坦克模型，画桃花的时候，刻意把坦克放在旁边，暗示自己不要把桃花画得太俗气太柔了。我希望有一些尖锐、暴力的东西。我有意识地在性格中保留一些对抗性的东西，比如说拒绝流俗。这是必须的，作为艺术家一定要拒绝庸俗的东西。艺术家的天敌第一是不真诚、不真实，再就是庸俗。人的正常生活不是庸俗，人生病、吃饭，都不是庸俗的生活，而是平凡、真实的生活。庸俗是虚伪的社会里面，大家都说不想说的假话，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想做的，这是一个很庸俗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大多艺术家都有鲜明的性格特点，有超越常人的优点，也有鲜明的缺点。您自认有哪些缺点吗?
周春芽：艺术家要保持个性、独立性，要保持内心自由的状态、不受人约束的状态，所以就养成了独特的，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性格、思维和生活方式，这可能是艺术家的缺点。毕竟一个社会，没有规范的约束是会乱套的。但如果一个艺术家考虑得非常多，考虑到协调，考虑到平衡，跟普通人一样，他的艺术可能就丧失了特点，这是致命的。很多人说周春芽是一个好人，我说，我是一个犯了很多错误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好人。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写得太好，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都是会犯错误的，但这不妨碍一个人做慈善和做好事，我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
《中国慈善家》：焦虑似乎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病征，您是否也会焦虑?因为什么而焦虑?
周春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只是考虑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已，就比如一些大的企业家、慈善家，可能不必再焦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但会焦虑企业做大之后如何才能一直站住脚，焦虑自己背后几万个员工的生存，他们的焦虑其实是更大的。
我也一样，细小的层面，我的焦虑可能你也会有，生活的，感情的;大的层面，会焦虑年轻时的理想有没有实现，艺术该怎么发展下去，中国的艺术怎么在国际上真正有地位。
前几天一家德国的媒体采访我，对方说：“我们西方现在对中国艺术家有误会，好像我们的学术界都不认可中国的当代艺术。”我回答他：“不着急，就像我们了解你们西方，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你们了解中国的艺术也要有耐心，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正常的文化交流，对不对?这就是进步。”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家需要直面的问题。所以在大的层面的艺术思考上，我有自己的焦虑，比如中国的艺术家对世界艺术要有什么贡献?要做出什么努力?首先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做。
《中国慈善家》：您现在在当代艺术圈拥有这么高的地位，会不会也有所有人都在看着您的焦虑?所有人都在等待您的新作品，期待您有什么新突破，这会对您构成压力吗?
周春芽：会，这种压力更大。艺术的创新，艺术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你说的是对的，今年10月份，我将在中国最大的私人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做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对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将近10年没有在国内做个展了，突然做一个个展，大家肯定都在看着。但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动力，也是一个跟大家交流近期想法和创作的机会。是艺术家都有这种压力，任何一个行业做到一定的成绩，压力都很大。
对于展览出来之后，观众的反应，评论家的反应，我是不担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不同风格，这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如果不自信，就坚持不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坚持不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