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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围城,服务小众群体的社会组织如何存活?

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0-06-05 10:50:39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民政部围绕支持湖北发展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明确“要重点支持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善后与疫后恢复”。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民政部围绕支持湖北发展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明确“要重点支持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善后与疫后恢复”。那些身处战疫一线的湖北社会组织目前状态如何?组织和业务情况怎样?发展面临着什么问题或困难?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推出“看见湖北”专栏,和基金会等公益同仁一道,聚焦湖北武汉等重点地区,发现真实需求,引导更多有效投入,发挥资源最大效益,共建区域公益生态。

近日,我们特别专访了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黄豪杰主任,现将专访稿件完整分享如下。

本文内容经访谈对象确认发布,仅代表访谈对象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特别预告:6月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将在线举办,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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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11年, 2015年5月在武昌区民政局注册登记,在疫情期间,机构服务了武汉市的30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据估计,武汉市的艾滋病感染者的群体总人数为5000左右,机构服务感染者群体占比为60%。

访谈全文

提问:请简要介绍疫情发生之前贵机构的项目领域、人员和财务情况。

黄豪杰:在疫情发生之前,机构的项目领域是提供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性与性别平等教育、儿童预防性侵教育、物质成瘾人群社工服务、性少数人群服务、艾滋病防治与感染者关怀;机构有8个专职人员,1个兼职人员;机构每年的项目服务经费在100万左右。

提问:您所在机构从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到疫情当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黄豪杰:机构从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前,1月23日进行服务介入的,最早期是接待一些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咨询,关于后续如何领药的咨询以及心理上的支持。

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疫情早期,大概是正月初一前后,我们采取的是线上服务的方式;稍晚一点,我们意识到光提供咨询是不够的,就组建了一个车队,去接送艾滋感染者,帮助有药和无药的病患者之间互相借药;在疫情后期,2月中旬的时候,武汉的封城就进一步变得严格了,大家都出不来小区,我们的服务就更加系统化,覆盖面更广,我们整合了多方的资源,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武汉市疾控中心,就是相当于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再就是医院的资源,再加上志愿者的资源。那个时候就开始通过代领药物、邮寄药物、以及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的方式,全方位地为艾滋病感染者群体提供服务。

提问: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您所在机构遇到哪些困难和机遇?您如何看待?

黄豪杰:在疫情过程中,我们机构遇到的困难比较多,第一个是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相信大家都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了比较详细的情况;同时我们遇到另一个就是志愿者和机构员工的自我保护的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说我们机构是一个关注公共卫生议题的机构,因为艾滋病也是公共卫生议题,但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公共议题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志愿者,所以,当时我们紧急咨询了医生、一些公共卫生部门的专家,指导我们如何从安全防护措施上对我们的志愿者进行最好的保护,但是尽管做到最好的保护,还是非常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被感染了会怎么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困难,因为大家在疫情期间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工作任务过重,还有精神上的压力,这对于我们管理团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关于机构的机遇方面:这次疫情让湖北的社会组织第一次受到全世界这么大的关注,这对于公益机构来讲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方便社会组织筹款,以及传播。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们做了很多政府可能没有及时反应过来的事情,很好地成为了一个社会服务的补充角色,这是真正意义上发挥了一个社会组织应该起到的作用。并且,我们的行动不光是得到了服务对象的肯定,也得到了政府或者其他各单位的肯定。第三个部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危难就有人站出来,疫情让我们团结了很大一批我们那个社群的志愿者,看到了公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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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访谈对象提供

提问:疫情已经或可能对您所在机构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可以从服务内容及方式变化、人员、治理及财务等角度分别描述,困难和机遇)

黄豪杰:在疫情之前,我们提供的是线下的有关艾滋病,心理方面的相关咨询,但是疫情直接导致了我们原本的服务方式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线下的服务是没有办法开展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用一些线上的方式,去开发一些线上的平台来替代我们原本的线下服务。从人员上来讲,我们机构目前状况还好,机构工作人员也没有因为疫情而进行一个太大的变动。

从我们的财务的角度来讲,原本我们机构不算大,经费和人员都不算多,所以我们原本是租用比较便宜的商住楼,就是居民小区内的空间。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我们不得不搬离小区,搬到写字楼里面去,因为如果经常有人员进出小区,很容易被居民举报。搬出去就直接就导致了机构财务压力的增大。但是也有好的方面,就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筹款变得比以前更加容易了,因为大家现在更愿意去支持湖北的组织了。

提问:您如何评价贵机构在此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和不足?

黄豪杰:我觉得我们在疫情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很好的去抓住了我们自己原本服务的群体的需求,艾滋感染者是我们长期服务的群体,所以我们很了解他们,我们也及时地做出了反应,满足了他们的最紧迫的药物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动员了很多其他人员参与到这样的服务行动中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组织发挥的一个积极的作用。

不足的一点,我个人觉得我们没有进行政策方面的倡导,就目前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去做一些倡导和改变,这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做到的一个地方。本身我们可能还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在现有的框架下去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一些倡导性工作我们做得不到位,比如可能针对艾滋感染者就医的问题,我们没有做到很好的回应。

在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网上为服务群体发声,呼吁公众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疫情过后,我们正在进行项目的梳理和总结,并且进行专业反思,尤其在政策倡导这部分,来弥补疫情期间我们工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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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访谈对象提供

提问:您对湖北省内社会组织抗疫行动有哪些印象和评价?

黄豪杰:在疫情发生的早期,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当时我跟一些机构聊,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好像没有怎么看到NGO的身影,这当时是大家普遍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情况在于大家没有这样的预设,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没有能够很及时地去做出反应。当时疫情发生了好几天,还没感觉到有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就是跟大家聊完以后感觉大家还都是一个很懵的状态,找不到切入点。

建议支持湖北社会组织的基金会在疫情后的服务中,应对大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知识。

提问:您所在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有哪些?请简要描述和资源方之间的关系,如获得资源的过程、合作过程的感受、合作经验等。

黄豪杰: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社群的捐赠,来自个人的捐赠是最多的,个人主动联系我们给予我们捐赠,是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联合春苗基金会,在腾讯公益上发起了公益筹款;第二部分就是来自基金会的支持,比如说,正荣基金会是最早给予我们支持的,后来一些伙伴基金会也有给到我们支持。第三部分是一些企业的捐赠,尤其是物资这块儿,企业捐赠的特别多。

在获得资源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来自我们社群伙伴的资金不仅是我们机构占比最大的,也是最灵活的资金。机构的一个团队曾经拿到过一个基金会的资助,金额不多也不少,但是在疫情期间他们有很繁琐的一个流程,本身在疫情期间,我们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量很大,一天可能有几百个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人员也不多,整个机构的工作都处在一个饱负荷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拿到一个资金资助之后很开心,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钱就可以让服务更持续。结果,那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拉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了几次财务培训、项目管理培训,然后要求我们每天给他们提交工作报告和进展报告,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当时的感受可能我们缺少这种应对突发状况的经验,部分提供支持的基金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还是在用日常当中的很繁琐的一个管理流程去提供资助,他们把资金的安全或者是制度的一个流程化方到第一位,而不是把处理公共卫生间问题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放到第一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需要去改善的地方。我觉得要需要有特事特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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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访谈对象提供

提问:近日,民政部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支持湖北省民政事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明确,民政部开展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举办人才培训,引导慈善和社会捐赠等,都要尽可能向湖北省倾斜。除了疫情应急期间大量资源涌入湖北之外,您目前是否还感受到其他相关资源涌入湖北的趋势?为此,你所在机构将会做什么样的准备?

黄豪杰:我感觉相较于去年的同期而言,有更多的资助机会在涌入湖北,我是感觉得到这样的趋势的。一些企业也为湖北提供支持,比如,有企业在为我们提供线上支持的合作,我感觉得到这样的趋势。

我们目前也在尽量去梳理我们的工作,去探索疫情之下我们的一些新的工作模式,以及如何在这疫情之后或是疫情平稳下来之后,我们需要去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提供怎么样的恢复性服务,同时,我们也在与一些高校老师合作,在挖掘、在调查我们的服务对象,受疫情影响之后,他们更多的需求。

提问:您如何看待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黄豪杰:我更期待他们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因为资金的流向的关系,把自己的位置可能放的比较低,看成一个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更期待是一个平等的、合作的关系。基金会提供资金保障,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

提问:为了更好地支持湖北省一线社会组织发展,您对政府、官办慈善组织、省内外基金会分别有哪些具体建议或期待?

黄豪杰:希望能够有一些灵活性更强的资助进入到湖北,我看到目前大家提供的资助限定的方向很紧,就比如说,你要去做社区的服务,你要去做心理相关的支持,你要做医护人员的服务,所以我希望更多的灵活性、更强的资助能进入到湖北,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服务小众群体的机构能够得到资助的机会。

提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即将举办湖北峰会,您对于峰会有何建议或期待?

黄豪杰:我建议可以邀请一些在疫情期间开展工作比较多的NGO到峰会上进行交流,让基金会能够看到这样一些一线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一个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之间的对话。

对于我们的机构而言,我很愿意到峰会上去分享我们在疫情期间开展一些服务;因为我们平时跟湖北当地的社会组织有比较多的合作,我们也愿意动员他们来参加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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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访谈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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