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传统对接现代”的社会创新

2019年1月，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召开了新年第一次村民大会。已在这个边疆瑶村驻扎扶贫4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团队向村民公布了一项收入：1月份，全村来自客房的收入达到了15万元。另外，李小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农历新年之前，将主要的扶贫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正式移交村民运营。这意味着村民将在其团队的支持下开始进入自我管理阶段。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

上世纪90年代，李小云写过一本名为《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的书，他认为，只有村民进行自我管理，他们才能真正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无论如何河边村都是村民自己的河边村”，他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

现在的河边村全景

经过4年的扶贫实验，河边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村来自新业态产业的收入累计接近100万元，实现了厕所革命，厨房革命，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李小云在这里探索出了以自然教育和小型会址经济为主导产业，以当地特有农产品为辅助产业，以传统种植业为基础性产业的多元化的复合型产业格局。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针对当地妇女开展了客房服务、餐饮服务等相关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将河边实验列为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基地，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展开合作社发展试点。敦和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河边实验。“河边实验是中国公益组织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公益组织如何在政府开辟和主导的发展场域发挥其独特作用的一个实验”。在一个论坛上，李小云曾如此表示。

逐步退出并非李小云心血来潮的想法。在去年7月3日举行的以“谁是绝对贫困终结后的穷人”为主题的南都观察2018夏季论坛上，李小云对传统扶贫策略做了反思。他提出，“以往的扶贫策略对减少绝对贫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扶贫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他认为，扶贫策略应转向防贫和助贫，即防止贫困发生和协助穷人应对风险。

李小云与河边村儿童在儿童活动中心

在河边村，李小云已着手布局一系列防贫措施。去年，他在河边村建立了儿童活动中心，探索自然村村办村管的学前教育。“我们不能一边扶贫，一边还在生产贫困。”他认为，应该从穷人的学前教育开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他不仅在河边村付诸实践，还与徐永光、卢迈共同推动了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在云南怒江学前教育的全覆盖计划。

李小云在河边村实施的这场实验始于2014年底。当时，在勐腊县几个少数民族村寨考察时，他看到了一个被他称为“深度性贫困”的景象：农户入不敷出，村庄人畜混居，房屋破败，无硬化路和通讯条件。受制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原因，当地人极少出远门打工，甘蔗和砂仁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但是甘蔗也才发展了几年时间。

过去的河边村农户入不敷出，村庄人畜混居，房屋破败，无硬化路和通讯条件。

作为一名发展学专家，李小云似乎遇到了新问题。他觉得深度贫困村庄的脱贫可能离不开“如何对接现代”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如何既不破坏其文化又能让其在现代意义的发展中受益，却是很难的事。

李小云的扶贫情结来自于他丰富的国内外发展研究的经历。他是我国第一位作物栽培学博士，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之后他到德国、荷兰学习。90年代初，他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是当时国内第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正是在这里，他将国际发展的理论，如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介绍到中国。此后，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发展学院，即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并一直作为院长，推动了中国发展研究的教育。

90年代开始，他带着同事在河北搞农业推广，在北京郊区搞扶贫，在宁夏盐池搞农村发展。他也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早期积极的推动者，参与了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公益组织孵化，曾长期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恩玖等机构的理事。2005年，他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共同完成亚行、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实施的扶贫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研究。

尽管如此，李小云还是说他不了解农村，“至多是脚尖沾了一点土。”他说，“所以才选择在河边村里扎下来，一扎就是4年。”他解释，自己从本科到博士都受到了从实验室到田间的训练，也许是这个原因让他又回到了田间。

过去河边村孩童在家中烧水

在对河边村的研究中，李小云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他认为扶贫的难度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因为整个群体富裕起来了，帮扶个别人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一旦群体陷入了贫困，治理就很难。”在他看来，河边村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村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生存性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或称之为处于贫困陷阱之中。他反思，“村里的人没有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致富的，我们这些具有现代思想和技能的外来人去要求他们努力，说他们落后懒惰，其实是很不道德的，他们的贫困主要还是个结构问题。”李小云知道这是个宏观的问题，并看到精准扶贫已经开始动摇这个结构，比如资金和资源向贫困地区前所未有地转移，于是动了一个念头——想在微观上试试“如何让贫困人口能真正受益”。

过去河边村村民的房屋

他认为，造成河边村贫困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观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们的社会文化是一个生存性的文化实践，这个文化与现代论下致富文化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而达到现代标准的脱贫则又是一个需要现代化实践的过程，穷人把握不了现代市场的基本准则，或是当地资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贫困。”

李小云在河边村住了下来，决定在这里开启一场扶贫社会实验。实际上，这也算是一个“传统对接现代”的社会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融合的，连续的。”他说，“我不想消灭传统，我想看看能不能有机对接现代。”

2015年，河边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为4000多元，而支出超过5000元。如果没有创新性措施，仅按照常规扶贫措施推进，河边村无法彻底摆脱贫困。李小云认为，必须创新产业发展思路，探索能够极大提高农民收入的主导性产业，同时又需要考虑产业单一的市场风险。

李小云与河边村村民进行参与式讨论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成立勐腊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以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公益资源投入进来。

在河边村驻扎半年后，李小云基于该村特殊的热带雨林景观、具有民族特色的木楼等自然和文化资源，确定在这里打造小型高端会址经济和自然教育基地的新业态产业。

这个概念是李小云花了半年时间思考提出的。“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都会追求生活改善，而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得通过现代化的‘暴力’。河边村村民不是完全与现代化隔离的，但是他们的生存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找一个把它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他最终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个连接点。

“当地瑶族干栏式建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只能靠着木料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能到外面去晒太阳。感受阳光，是他们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对接现代性的线索。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嵌入式客房来赚钱。”李小云说。

村民在建设带有“瑶族妈妈客房”的农居

“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工程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扶贫资金，辅助与社会力量的捐赠。从2015年至2017年，小云助贫连续三年通过腾讯“99公益日”以及其他渠道筹集将近300万元，建设客房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原本只是用于解决村民住房出行困难的政府资源在公益创新思想的引领下变成了村民创收的资产。一个只有固定工作人员的微型公益组织撬动了300多万的公益资源和1000多万的政府资源。“公益不能只想拿大钱自己干，企业家捐点钱也很不容易，在中国政府主导发展的条件下，公益应该聚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与政府形成合力。这也是我理解的徐永光倡导的公益创新和三一基金会说的‘科学公益’吧，这样政府就离不开公益了。”李小云说。

“瑶族妈妈客房”的内景

工程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底，河边村全村大部分村民建起了客居，与此同时政府在河边村完成了村内基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李小云说，“这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发展在场性，公益组织对接了这个在场性”。

为避免单一依靠会议和自然教育潜在的市场风险，李小云和团队相继规划了其他产业。目前，在河边村，中药材种植，雨林蜂蜜，自考酒酿制，养鸡，养猪的示范都已展开，能够抵御风险的复合型产业也将逐步成型。

“瑶族妈妈客房”的外景

具体说来，李小云开展的这场扶贫实验包括五个方面：复合型产业发展、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人居环境建设、改善社区治理。他在3年的实践中探索了社会力量在扶贫“最后1公里”发挥作用的现实路径，以及政府主导、大学和公益组织参与、农民为主体优势互补的综合性治理的公益模式。

虽已帮助河边村实现脱贫，但李小云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村民大会上，他问村民们：“如果李老师和他的同事学生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

在河边村开展这场实验之前，李小云在非洲推广玉米密植种植技术多年。“非洲的发展也是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在非洲种玉米也是在找脱贫的路径。

“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甚至算不上一个学者。”回顾河边实践，李小云说，“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让贫困的村庄里有现代的要素，有趋向现代的产业，年轻人才会留下来。扶贫和乡村振兴不是让年轻人回来像他们父母那样种地，扶贫更不是消灭贫困人口的文化，而是让他们的文化与现代的要素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难。”

李小云坦陈自己是一个现代的发展主义者。他总结4年的实验，“很多人都问我你的模式能复制吗?我都会说不能。我只是希望探索一个路径，至于河边实验是否算成功，那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来才能回答，现在我不能说是成功的，我甚至觉得可能会失败，但是失败的教训可能比成功更重要吧。”